只因为甘肃有个敦煌，于是，便有了一门国际性的显学――敦煌学；

      只因为兰州有个史成礼，于是，便有了一部开先河的著作――《敦煌性文化》。

      在博大精深的敦煌学里，放射着神奇色彩的性文化，为什么被人们久久遗忘 说起来也真有点不可思议：对于大量司空见惯的事物，人们往往只是惰性的接受它的存在，喜欢停留在表现而不做进一步的深究，从而与很多伟大的发现失之交臂。 比如，谁都知道熟透了的苹果要掉到地上，而在牛顿以前，却没有一个人把它与地球引力联系在一起。再比如，敦煌莫高窟已经巍然屹立了一千六百多年，它的洞窟，它的壁画吸引着千千万万朝圣般的中外游客；而它的经卷，它的遗书，更使一代代的学者沉迷其间，如醉如痴。敦煌性文化是敦煌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在史成礼教授以前，却没有一个人把目光聚之于此。

      耻于谈性的中国人没有，乐于谈性的外国人也没有，直到1990年。 且让我们沿着历史的足迹往回走。那是东晋太和元年（公元366年），一位法名乐□的和尚云游至敦煌。雨后黄昏，晴空一碧。他站在大泉河西岸，回首东望――一个千古奇迹竟在这一望中诞生；他的眼前，那座陡然崛起、劈天摩天的三危山金光四射，

      "状有千佛"。一阵惊悸携万钧之力从他的心头滚过，他闭目合掌：上苍！这难道不是神性的昭示吗？于是，他在身后沙山东麓的砾岩上"造窟一龛"，造出了千佛洞的第一窟。 如今，在乐□和尚曾经站立的地方，走来的是我国的一位性学专家史成礼教授。也是雨后黄昏，也是晴空一碧，也是陡然崛起、劈天摩天的三危山金光四射。然而，他看到的是什么呢？ 他看到的，是天地间律动着的万古不衰的人性的光辉！三危山，你难道不是凸出来的大地的阳刚的性征吗？山为阳、水为阴，在三危山的注目下，在大泉水的环抱中，千佛洞，你这大地的子女，因着人性的润泽而茁壮，而永恒！ 汉传的佛教的教义是严格禁欲的，故是绝对反性的。然而，这恰恰证明人性威力的不可抗拒。佛教是以强大的极端的反证而存在的。莫高窟可以建造在远离尘世的大漠深处，但是，却割不断与性文化的千丝万缕的联系。 在此之前，史成礼教授曾经多次到过敦煌，然而这次，当他把目光聚之于敦煌性文化这一点时，他看到的是人类性文化发展的瑰丽景象。他带着发现的惊喜和探索的渴望，对所有的洞窟又一一看过，在重点洞窟时久久驻足。从209窟猴子手淫的塑像到428窟欢喜佛与性修炼，从85窟莲生贵子（感应受孕）的神话到285窟伏羲和女娲人类始祖的传说……又有哪种文化能像性文化这亲与人类相始终，人人参与

      其中而又感觉深切呢？人类为追求幸福苦苦的努力，但是，为什么对与生俱来的幸福却讳莫如深、羞羞答答、避之惟恐不及甚至视为罪恶酿成痛苦呢？一座座洞窟深不可测，一尊尊佛像笑而不答。敦煌性文化，撩起你神秘的面纱吧，填补敦煌文化空白的时刻已经悄然来临。一个多元的世界需要多元的解释。这是人性与神性的对峙。三危山，这人性的昭示。 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史成礼向上海的刘达临教授发出了盛情邀请：来吧，朋友，认我们从兰州出发，沿着丝绸之路，来一番中国古代性文化考察。目标：敦煌！

      于是就有了1991年金秋史、刘和陈述三个愉快的敦煌之旅。那是一个沉甸甸的收获季节。如果我们的记者有幸能读到史成礼教授的《敦煌性文化》和刘达临教授的《中国古代性文化》，那么，你肯定能够深切在感觉到，中国当代的性文化学者是怎样严谨的态度，并怀着怎样的崇敬心情，在接受着我们祖先的伟大馈赠，并且，为了不负于我们的先人，他们在性文化领域里，进行着怎样艰苦卓绝的探索。

       对于刘达临先生，我们的读者也许并不陌生。现为上海大学社会学教授、亚洲性学联会副主席的刘达临先生，创造了一连串的中国"第一"。是他倡主持了我国第一个公开的性学系列讲座，创办了我国第一个性学团体和性学杂志，出版了我国第一本《性社会学》；是他，倡议并承办了我国第一次国际性的性学研讨会，举办了我国第一个古代性文化展览并在国内外公开展出；是他，建成了我国第一个性文化博物馆，主持了我国第一个大规模的性调查，即全国两万三千例"性文明"调查。美国《时代》周刊率先称这次调查为"中国的金赛调查"。基于这个调查而写成的《中国当代性文化》被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会吴阶平教授称之为"中国现代性科学的奠基之作"。刘达临教授因在性学领域的杰出成就而获得"赫希菲尔德国际性学大奖"，这是世界性学领域最高奖。刘达临是获此殊荣的第一位亚洲学者，因而被国外媒体称之为"亚洲性学第一人"。 两年以后的1993年，也是金秋时节，由甘肃性科学学会、上海性社会研究中心和亚洲性学联会联合发起的"中国古丝绸之路性文化考察"终于成行。这次活动，被媒体称之为中国首次公开的性之旅。它汇聚了包括港台在内在中国当代诸多的性学权威。

      用眼去看，用心在感觉，敦煌性文化，你呈现给我们谜一样的美丽 让我们沿着史成礼教授的足迹，走进敦煌，走进莫高窟，走进敦煌遗书和经卷。我们极有可能会走进一个巨大的困惑之中：敦煌莫高窟首先是一个佛教殿堂，为什么在这座佛教殿堂时里，会出现猴子手淫的塑像、裸体飞天的画像？在敦煌遗书S1360卷《金刚般若波密经》的卷尾，为什么竟会赫然画着男性巨大阴茎？敦煌遗书2702卷，是藏文的教科书，为什么会赫然出现四幅体位各异的做爱图？ 如果我们说，一切宗教都源于性或包含性，这个结论也许你马上难以接受，但它却是以大量史实为根据的。

       人类的天性，永远要求对世间万事万物探究根源，寻求解释。这种寻求，不仅在于寻求人与外界的联系，同时寻求自己心灵的平衡。在生产力与认识能力低下的行民那里，便首先出现了拜物教，出现了生殖崇拜与性崇拜。把这种崇拜广义化，在中国，最典型的莫过于阴阳学说，它成了中国哲学的基础，也成了中国本土宗教的基础。由于拜物教和多神论不可能为人们提供世界发生、存在与发展的终极原因，所以，宗教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结果，人类便制造出一个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上帝。这是多神向一神的转化。人类创造出了这个对立面，并被它所主宰。天国的幸福只存在于虚幻的精神追求中。寻求天国的幸福，强化精神乐土，必然导致禁欲，首当其冲是是反性。 然而在中国，宗教远没发展到极致，性与神相容共存。中国的道教，更强调性欲的重要，传入中国的佛教，还存在有崇尚性修炼的派别，把通过性修炼达到性欲高潮与精神升华视为通向天国的阶梯。欢喜佛在敦煌有，在其他不少地方也有，就不足为怪了。至于以莲花、摸子洞代表女阴崇拜，以塔、石柱、华表等象征男根，更比比皆是。 如此看来，存在于敦煌经卷中的性插图亦属正常。而猴子手淫的塑像和裸体飞天画像的出现，也许是出于工匠和艺术家对宗教的嘲讽，但其经历千年而未被毁，也说明整个中国宗教文化氛围之宽容，远不是西方残酷的宗教裁判所可同日而语的。

      尽管如此，对于神的忠诚侍奉以及对于尘世生活尤其是性诱惑的抵制，仍然是中国佛教进行神职人员内部整肃的常备不懈的内容。 莫高窟257窟南窟画有著名的《沙弥守戒自杀》的训诫壁画。据考，这还是我国最早的连环画。

      一位父亲将儿子送入寺庙，剃度为僧。沙弥（小和尚）受到严格教育，六根清净。一日，沙弥出外化缘。那家开门的施主是位情窦初开的美艳少女，见了小沙弥，情不自禁，就要以身相许。小沙弥不为所动。为维护"僧格"，他就自杀了。少女为他的精神所感动，对自己的行为深深自责，于是便坦白了自己的过错，承认小沙弥的自杀是拒绝自己的色相引诱的结果。此事惊动了朝廷。国王为表彰沙弥的坚贞高洁，以香木火化，并修塔供奉，极尽殊荣。 这个故事的价值取向是再清楚不过的，它贬辱的是少女（性），褒扬的是沙弥（神）。这是"女人祸水论"在神权领域的翻版。为了强化这种效果，宗教总是想方设法与世俗的权威力量――皇权――结为同盟。

      然而，由于中国文化毕竟没有经历过如西方基督教文化洗礼那样的过程，所以，中国历代的社会生活更多地带有某种世俗化倾向，即使在理学日盛的明清亦不例外。所以，也才有了《金瓶梅》那样的小说；而远在清朝，居然会出现浓墨重彩专门状写和歌颂性生活的《天地阴阳交欢大乐赋》。 这篇赋的残卷于世纪初发出于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原件现存法国的敦煌藏品处，作者是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弟弟白行简。史载，白行简"有文集二十卷。行简文笔有兄风，辞赋尤称精密，文士皆师法之。"值得注意的是，白行简并不是什么医家、房中术家，所以他的性兴趣，性知识、性观念就具有更广泛的社会代表性，从中我们不难看出性知识在唐代的普及程度和性观念的开放程度，其中的不少内容在今天看来也不过时。难怪史成礼教授要痛心疾首地指出"性文化在倒退和倒流现象"了。

      敦煌性文化几乎可以勾勒出中国古代性文化源远流长的发展全貌，而它的源头是从中华民族的诞生开始的。 莫高窟285窟藻顶，画有人头蛇身、胸护日月的伏羲和女娲。透过笼罩在伏羲和女娲身上的迷离的神话外表，它传递给我们的，实际上是有关人类童年重要的性文化信息。 《太平御览》引《诗含神雾》说："华胥氏因踏雷神足迹，感而有孕，生伏栖（伏羲）。" 大家都知道，人类发展是一个漫长的进化过程，经脱胎于动物界面最终步入自己的文明史，其间必须有一个漫长的群婚与杂交的时期，这一时期的人，只能是"知其母而不知其父"。但在后人的眼里，如果说自己是祖先群婚与杂交的产物，其性行为与动物无异，那是无论如何也难以接受的，于是就编织出很多"圣人皆无父，感天而生"的美丽神话，既神秘又神圣。这样的传说不胜枚举，即附宝见大电绕北斗而生黄帝，庆都遇赤龙而生尧，修已吴神珠薏苡而生大禹，等等。沿袭下去，几乎每个朝代，每个民族的始祖的诞生都有一个非性交而生的离奇故事，甚至在清史典籍中还说，爱新觉罗氏的始祖是天女佛库伦在长白山下湖中洗澡，吃了神鹊衔来的朱果而生。世界各地都不乏这样的传说，包括佛祖释迦牟尼，也成了母亲梦白象入怀的产物。 另外，所有的神话传说都承认，伏羲和女娲是一对亲兄妹。亲兄妹结婚，却成了中华民族的祖先。 这其实不奇怪。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曾根据摩尔根对印地安人古代社会研究的成果正确指出，人类史上曾有4种婚姻家庭模式，即血缘家庭，普那路亚家庭，对偶家庭和一夫一妻制家庭，兄妹婚实际上就是血缘婚的一种。马克思说过："在原始时代，妹妹曾是妻子，而这合乎道德的。"当人类终于明白，这种婚姻形式不利于种族健康繁衍，于是才开始朝廷若干性限制。首先是禁止父母辈与子女辈性交，第二步又禁止兄妹之间的性交。现代对血缘婚有了更多的限制，就是对古代这种性限制的发展与完善，其目的都是一样的。甚至到了现在，有些落后角落还流行"表兄妹结婚，亲上加亲"的说法，其愚昧就可想而知了。 人类历史上第三次大的性限制，表现为奴隶主的性掠夺和性占有。为了使自己的财产与地位世袭化，以达到真正的"私有"，传给真正属于自己的儿子，就必须保证种的纯正，就必须强化对于性对象的占有和私有。后来的一夫一妻制，实际上就是在这个基础上逐渐演变而来的。它要求的只是女性单方向的贞操。 回过头来再看莫高窟285窟人首蛇身的伏羲和女娲的画像。散见于各地的有关伏羲和女娲的形象，多半呈蛇身交尾状，充分表现出先民的性交崇拜。但在285窟，二人却是分开的。这也许是因为后世的艺术家实在觉得兄妹交尾有失大雅。画像中的伏羲手持矩，女娲手拿规，或者是在隐喻没有规矩无以成方圆。伏羲为阳，所以是日天（日神），女娲为阴，所以是月天（月神）。这就是规矩。男女的地位就是这样规定下来的。 这就是神话。而通过以上粗浅的分析，它折射出的更多是真实的历史与现实。 他有着渊博的医学知识和丰富的临床经验。75岁的他对性文化总是痴心不改 史成礼教授今年75岁了。面色红润，走路虎虎生风，说话极富感染力。多年来，在人们的不理解甚至责难中，他始终倾心于性文化，热情、豁达、执着。我与史成礼教授相识相交多年，他给我的总体印象始终是：童心不泯。 史教授曾在医学院执教，并搞临床，专攻泌尿。也曾搞计划生育工作，官至甘肃省计生委副主任，1985年从这个位子退下来。 1954年，他在全国第一个采用埋入缝合法朝廷包皮手术缝合改良；1958年，他发表《阴茎正常值研究》，第一个为中国男性学提供准确数据；1964年，他又在国内第一个全面系统朝廷避孕套研究。他最早把性科学引入我国计划生育领域并取得令人瞩目的成果，退休后，又是他在全国第一个挂起了性科学咨询门诊的牌子，他著述颇丰，而且多有开拓意义，如《性科学咨询》、《中国计划生育史》、《节育博览》、《性学辑要》，等等，当然还有本文重点谈到的《敦煌性文化》。 如果把史成礼教授的成就作个高度概括，它主要表现在医学、社会学和性科学3个方面。而如果把他在研究方面所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作个高度概括，无非反映在物质和社会观念两个方面。他的研究往往是自费的，为出书筹措资金他颇费周折，然而，1994年他买《秘戏图大观》这一部书，一次就花去7500元。当时已开始进行"房放"，有人说："天哪，一套房子也值不了那么多钱！"据说此书全世界只印发500部，史成礼觉得买这部书很值。

      比起物质方面的困难来，最使史成礼教授头疼的是人们的观念。他在这里不遗余力的进行研究，进行鼓吹，本是造福于人，但很多人冷漠，讥讽甚至指责，大有以怨报德的劲头。这说到底是个性文化和性文明的问题。于是近年来史成礼教授便把他研究的重心从性科学转向更广泛意义的性文化，那苦心，正如鲁迅先生说过的，是"以期引起疗救的注意"。

      史成礼教授满怀信心。他说中国的社会生活正处在全面深刻变革时期，这多少有点像欧洲的文艺复兴，步履艰辛但变革巨大。就性观念而言，现在想起"四人帮"时期，简直呈几何级数发展。 我们促膝而谈。在研究工作中，他说有苦并有乐，苦恼的是不为人所理解，欢乐的是一些政府领导人、好友及家庭的支持，他又从弗洛伊德谈到金赛，从国外性学的发展谈到中国必还先驱叶德辉和张竞生的遭遇，从西蒙·波娃谈到海特性学报告。他的敬业精神，执着研究，靠的是信念。 观念影响行为，行为又影响观念。什么时候，在中国的性学领域，也能出现像玛斯特斯和约翰逊这样的夫妇和海特这样的女性呢？ "现在暂时没有，但将来肯定会有。"史成礼教授的心里，永远是阳光灿烂。